卡维走过一张张病床，终于找到了诺拉。她正孤零零一个人斜躺在24号床铺上，病号牌上写着名字：诺拉，没有姓。年龄是19岁，比奥地利当时法定结婚年龄的21岁还小了两岁。
但“父母同意”这一附加条款可以为未成年结婚开绿灯，诺拉应该就是这样嫁出去的。
她个头不高，身材纤瘦，真的很瘦，比每天吃黑面包玉米粥果腹的卡维还要瘦得多，遮体的宽大病号服和盖在头肩上的淡金发色让她更显憔悴。
这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穷苦女人，姣好的面容早被生活摧残得不成样了，就算整束好妆容走在大街上也没人会对她多看几眼。
1.5克朗的床位费让诺拉彻底记住了卡维，见到人来了，她费力地坐起身，脸上挤出了些笑容：“医生，刚才真的谢谢你能帮忙把我留在了这儿。”
“不客气。”卡维看了眼周围的孕产妇，最终的视线还是落在了诺拉身上，“现在觉得怎么样？”
“挺好的。”
“我就是过来看看......”
卡维不是妇产科医生，对这个年代产科所及的知识范围【1】了解很少。但多年的临床经验让他熟知剖宫产操作的流程，也懂得产科的基本腹部检查手法。
当内科还在扭捏地学习中医，仍使用医学娃娃【2】做诊断的时候，产科医生们早在上世纪就已经放开了手脚，不仅允许男医生上手做检查，还允许男性助产士的存在。
当然，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了当时对孕妇极端物化的思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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