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一早，技术考核就开始了。兵工厂的考核室设在主楼地下室，这里隔音效果极好。汪景深被带进第三考场，里面摆满了各种无线电设备。
主考官是通讯实验室的王主任，一个五十多岁的老革命，左脸上有道明显的伤疤，据说是抗战时期被弹片划的。
"汪同志，"王主任推过来一张电路图，"这个抗干扰电路遇到了点麻烦，发射功率一大就失真，你看看有什么办法？"
汪景深接过图纸，只扫了几眼就拿起铅笔在上面修改起来："这里的滤波电路设计有问题，应该这样调整..."他的笔尖在纸上流畅地滑动，不时标注几个专业符号。
王主任的眼睛越睁越大："妙啊！这么一改，既不影响信号强度，又能滤除杂波！"他拍着汪景深的肩膀，"老汪，你可真是个行家！"
三天后，汪景深就被调到了核心研发区的通讯实验室。他工作起来废寝忘食，常常最后一个离开实验室。有次值夜班的保卫员小张半夜两点巡查时，发现实验室的灯还亮着。
"汪老师，您还不休息啊？"小张探头问道。
汪景深正在调试一台精密的频率仪，头也不抬地说："这个通讯加密模块明天就要用，我得把它调好。"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包香烟塞给小张，"辛苦你们保卫同志了。"
小张推辞不过，只好收下。走出实验室后，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——汪老师递烟时，手腕上似乎闪过一道金属光泽，像是...手表？可厂里规定工作时不许戴任何饰品啊。
7月20日下午，一场重要的技术研讨会在总装车间召开。会议主题是解决歼1战机与地面指挥系统的通讯延迟问题。汪景深作为通讯专家自然在受邀之列。
会议开到一半，陈樾的秘书匆匆进来，在他耳边低语几句。陈樾起身致歉："军委急电，我去去就回。"临走时不小心碰落了几张图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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