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城穿越之刨子下的年轮
一、工地的刨子与带老茧的指尖
某个大城市经开区建筑工地旁的“便民小卖部”，铁皮屋顶在清晨的阳光里泛着冷光，炸油条的油烟裹着热气飘出半条街，却总被工地吹来的水泥灰压下去几分——那是老郑每天必经的味道。我守在油乎乎的柜台后，围裙上沾着经年累月的泡面汤汁，每天清晨五点半，准能听见工地宿舍方向传来的“吱呀”开门声，接着就是老郑那双胶底劳保鞋踩在碎石路上的“沙沙”声，不快不慢，像在跟着塔吊转动的节奏走。
他穿的蓝色工装洗得发白，袖口磨出了毛边，却总被他叠得整整齐齐，露出里面洗得泛黄的秋衣袖口。左袖口沾着浅黄的木屑，是昨天刨楼板模板时蹭的，他说“这木屑沾在衣服上，回家洗的时候能想起今天刨了多少块板”；胸前别着枚“优秀木工”的塑料徽章，是去年工地“质量月”评比给的，边缘被工具包的拉链磨得泛白，却从没见他摘下来过——上次工友开玩笑说“这徽章都旧了，扔了吧”，他赶紧把徽章往衣服里塞了塞：“这是咱手艺的证明，不能扔”。
他左手攥着的那把木工刨，是五年前从老家县城五金店买的，枫木手柄被十年的掌心磨得发亮，泛着温润的包浆。每次开工前，他都会用砂纸细细蹭一遍手柄，说“握着手感好，刨木头时才稳”；刨刃上总沾着新鲜的木屑，他会用拇指轻轻刮过刃口，试锋利度时眼神专注，像在检查什么宝贝。指缝里嵌着深褐色的木刺，有的已经长在肉里，形成淡淡的黑点，指甲盖缝里藏着点水泥灰，洗了好几次都没洗干净——他说“工地上的灰，洗干净了第二天还会沾，索性不费那劲”。
右手捏着的塑料袋皱巴巴的，印着老家县城“惠民超市”的logo，里面装着两个凉馒头，是他今天的早餐。他总把这种塑料袋攒起来，塞在工具包侧袋里：“装工地捡的废铁丝正好，攒够一公斤能卖八块钱，够买两包泡面”。有次我给他找零，他非要用这种塑料袋装：“别浪费新袋子，这旧的还能用”，我看着他手里的袋子，突然想起去年冬天，他用攒的废铁丝钱，给儿子买了支钢笔，说“孩子写作业得用支好笔”。
他常来我这买三样东西：最便宜的红烧牛肉面（夜班赶工时当晚餐，说“这味重，能扛饿”）、两元一瓶的矿泉水（泡工地食堂发的散装茶叶，茶叶末子沉在瓶底，他也喝得津津有味）、十块钱一个的万能充（工地宿舍没插座，只能在小卖部充电，他总说“充一晚上能管两天，省得总跑过来”）。每次来都匆匆忙忙，却总记得在柜台前拨老家的电话，号码烂熟于心，不用看手机也能拨对。
“喂，家里都好？”他握着手机，声音放得很轻，怕吵到其他顾客，“我这挺好的，工头昨天还夸我模板刨得平……药还有吗？没了我明天就寄钱……儿子作业写完了吗？让他别玩太晚……”挂了电话，他会蹲在小卖部门口的台阶上，从工具包掏出个磨破棕色封面的笔记本——封面是儿子用蜡笔涂的，画着歪歪扭扭的房子和一家三口，边缘被反复摩挲得发毛。
笔记本里夹着三样东西：妻子的类风湿关节炎药单（医生的字迹已经模糊，他却能准确说出每样药的价格：“这个胶囊一盒28，那个贴片一片5块，每月得500多”）、儿子的照片（五年级的小郑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，举着“三好学生”奖状，照片是学校门口的照相馆拍的，他过段时间就拿出来擦一擦，怕沾灰）、张用红笔写的家庭账单（“9月：儿子学费3800元（含教辅费）；10月：妻子买药520元（多买了两盒贴片）；11月：给家里买煤球500元；12月：换窗户玻璃300元（去年冬天漏风）”），每一笔都标得清清楚楚，已完成的用红笔打勾，没完成的画个圈。
工地的木工操作台在塔吊下面，阳光被钢架挡着，常年晒不到多少太阳。操作台旁，总能看见他的三样“老伙计”：除了那把木工刨，还有一把刻度模糊的卷尺（是十年前刚当木工时买的，塑料外壳裂了道缝，他用胶带缠了三圈，说“这尺准，量到毫米都不差，楼板模板差一毫米都不行，会漏浆”）、一个铝制饭盒（绿色的漆掉了大半，里面装着妻子腌的萝卜干，玻璃瓶口用保鲜膜封着，他说“就着馒头吃，比工地食堂的白菜炖豆腐香，食堂的菜没油”）。
午休时，其他工友都躺在宿舍的板床上玩手机，他却靠在操作台旁的钢管上揉腰，左手按着后腰右侧，那里有块明显的凸起——十年前刚当木工时，他从三米高的架子上摔下来，腰磕在钢筋上，落下了病根。右手还攥着没刨完的松木模板，木纹清晰可见，他说“这木头硬，刨出来的模板结实，浇筑混凝土时不容易变形”。眼睛盯着工地的塔吊，塔吊臂转来转去，他看得入神，像是在算今天能刨多少块模板——怕工头催工期，也怕手机突然响（上次妻子说药快吃完了，他攒了半个月的生活费，才凑够买药钱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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