形势逼人，团队必须立即行动。他们再次核对了“深度共振连接”的稳定性，确认即使在极端距离下，只要定期进行频率校准，也能维持基本的意识通讯。没有时间再犹豫了。按照既定计划，他们迅速收拾行装，带着各自的使命和沉重的责任，奔赴全球的七个关键节点。
叶舟留在了西藏。这里是网络的中心，能量最为磅礴，也最为敏感。在多吉老人的全力帮助下，他依托于寺庙的力量，建立了第一个“意识教育中心”。初衷很好，但实践起来却困难重重。许多当地牧民和村民突然发现自己能感知到他人的情绪，甚至偶尔“听到”别人的想法，这带来的不是喜悦，而是巨大的恐惧和困惑。一些人认为自己被邪灵附身，寻求喇嘛的驱魔；另一些人则因为无意间窥见了邻居或家人的秘密，导致关系破裂，被社区孤立排斥。
叶舟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，用最朴素的语言，结合多吉老人讲述的佛教关于“心性”、“慈悲”与“intere(相互关联)”的教义，去安抚这些恐惧的灵魂。“这不是诅咒，”他反复地、耐心地告诉围坐在篝火旁，脸上写满困惑和不安的村民们，“这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，但一直沉睡的能力正在苏醒。它是进化，是我们意识向前迈出的一步。关键在于，我们如何运用它。就像火，可以取暖做饭，也可以烧毁房屋。我们需要学习的，是如何掌控这内心的‘火’，用它来照亮彼此，而不是灼伤。”
他设计了一系列简单的冥想和专注力练习，帮助人们区分自己的思绪和外来感知，并强调道德约束的重要性——未经允许，不主动窥探他人内心；感知到他人的痛苦，应以慈悲心回应，而非评判或传播。过程缓慢而艰辛，但渐渐地，开始有人从恐惧中走出来，尝试用新获得的能力去感知牲畜的健康状况，去缓和家庭矛盾，甚至有几个有天分的年轻人，开始能够通过集中意念，让酥油灯的火苗发生轻微的摇曳。
与此同时，在世界各地，其他团队成员也在各自的战场上奋力拼搏。
艾莉丝在北美，与一些半公开承认“异常现象”存在的科学家和政府内部谨慎的进步派合作。她协助建立了严格控制的实验室研究项目，试图用量子生物学、神经场理论等前沿科学来解释这些“超心理”现象，赋予其科学的框架，以减少主流学界的排斥。她还要应对来自大型科技公司的试探，这些公司有的希望商业化这些能力，有的则想开发出抑制或屏蔽它们的设备。艾莉丝周旋其间，努力引导方向，强调技术的伦理底线和意识的自主性。
皮拉尔深入南美雨林，与当地的萨满和部落长老合作。他发现，这些古老的传统中早已蕴含了对意识多层性和能量互联的深刻理解。他们的仪式、草药使用和吟唱，在很多方面与“网络”信息中的共振原理不谋而合。皮拉尔扮演了桥梁的角色，将现代的科学语言与古老的智慧相结合，帮助部落理解正在发生的变化并非孤立的“神迹”，而是全球性进化的一部分，并协助他们建立与外界沟通的渠道，保护他们的文化和知识不被掠夺或误解。
瓦西里娃在欧洲的任务则更像一场高度复杂的外交博弈。她穿梭于各国政府机构、欧盟总部以及各大智库之间，利用她的人脉和信誉，协调各国的应对策略。她的目标是防止因恐慌而导致的过度军事化反应或信息封锁，推动建立跨国界的危机管理机制和信息共享平台。她面对的是根深蒂固的官僚体系、不同国家间的利益分歧，以及媒体煽动下民众日益增长的恐惧情绪。瓦西里娃以其冷静的逻辑、坚韧的耐心和对大局的精准把握，艰难地推动着共识的形成。
马克西姆则坐镇相对稳定的澳洲节点，这里成为了全球数据汇流和分析的后方基地。他构建的模型不断更新，追踪着全球能量场的每一点细微变化，以及“大觉醒”现象的社会学影响指标。他的工作枯燥却至关重要，为前线的同伴提供着决策依据和风险预警。
几周后，通过“深度共振连接”，团队进行了第一次非正式的全球共振会议。虽然没有影像，但那种跨越大陆的意识交融感，比任何视频会议都更加真切。
“北美的进展缓慢但稳定，”艾莉丝的“意识流”传递过来，带着一丝疲惫，但更多的是坚定，“科学界开始有更多严肃的声音呼吁正视和研究这些现象，而不是简单地贴上‘伪科学’的标签封存。我们刚刚促成了一项由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长期研究项目。但商业化和军事化的压力依然很大。”
“南美的情况更复杂，”皮拉尔的意识感厚重而充满土地的质感，“雨林深处的部落接受很快，他们视此为古老预言的应验。但靠近城市的地方，宗教冲突和利益争夺很激烈。不过，当地传统智慧与我们的理解有很多深层次的共鸣，这提供了巨大的帮助，让我们知道这条路并非凭空创造，而是有迹可循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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