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下来的几天，这种“任务”变本加厉。
周二，我要求她在数学课本的某一页空白处，用笔写下“我是明达叔的小母狗”，并拍照给我。
她照做了，字迹歪歪扭扭，透露出书写时巨大的心理压力。
周三，我命令她在上体育课跑步时，偷偷拍一张自己胸口起伏、微微出汗的照片。
她选择了在更衣室的角落完成，照片背景虚化，但能看清她绯红的脸颊和脖颈上闪亮的项链。
周四，任务升级。
我要求她在与拓海约会（我“允许”的，为了维持表面正常，也为了享受这种扭曲的掌控感）时，偷偷用手机录一段拓海说话的声音，哪怕只有十几秒，发给我。
这个任务显然让她极度痛苦。
晚上她发来一段短暂的音频，里面是拓海有些青涩、谈论着引擎改装的声音。
紧接着，夏树发来一条文字信息：“明达叔，我做不到……我觉得自己好脏……好恶心……”字里行间充满了自我厌恶和崩溃的边缘。
我知道，火候到了。需要的是施加压力，而是给她一个“宣泄”的出口，而这个出口，只能是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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